由长陵门前的陵区公路西去少北，即为献陵。

献陵在天寿山西峰之下，距长陵西少北约一里。内葬明仁宗皇帝朱高炽和皇张氏。献陵在十三陵中规模是最简朴的。地上建筑多已坍塌，近年来进行了修复。明楼、宝城、陵墙、陵门等，已经修复完好。

明仁宗朱高炽是成祖朱棣之长子，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生于安徽凤阳，永乐二年（1404年）召至南京，立为太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第五次北巡回师时病逝于榆木川，朱高炽即位做了皇帝。纪年洪熙，庙号仁宗。仁宗皇帝执政不到一年，病死。于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葬献陵。在位十余月，寿四十有八”。

明仁宗虽然执政不到一年，却留下了体恤民情，宽厚待人的声誉，被称为“仁孝天子”。他做了皇帝后，宣布停止赴西洋的宝船活动（即郑和下西洋），以减轻国民负担。他注意任用贤臣，虚心纳谏。他先后赐给大臣刻有“绳愆纠缪”的银章，意思是时常用盖此印章的奏章纠正皇帝的过失。有一次大理寺卿戈谦上疏，言词激烈，仁宗十分恼火，身旁一些官员也指责戈谦诬罔圣上。仁宗虽未治戈谦之罪，但对戈谦仍以怒目而视。事后身边近臣为此劝告仁宗：戈谦是根据皇上号召直言陈辞，皇上对他如此，今后谁敢说话呢？仁宗听后，立即改变了对戈谦的态度，并且下诏自责。

仁宗执政时对百姓疾苦较为关心，除了停宝船。罢采办、减结造等一系列缩减财政开支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以外，更为关注受灾群众。有一次，听说山东及徐州一带遇灾，百姓以草根树皮充饥，地方官却照常征收百夏税。仁宗就命大学士杨士奇起草诏书，免去夏税和秋粮的一半。杨士奇提议：这样的大事应先通知户部和工部。仁宗指出：救民之灾如救人于水火之中一样，不能有丝毫犹豫。如果先通知户部和工部，他们势必考虑国用不足，定会提反对意见，就会拖延时间。为此，仁宗还特意在诏书上加盖玺印，使赈济灾民的决策很快付诸实施。

仁宗当太子时又肥又笨，不能骑马射箭。这对于其父惯于南征北战习性很不喜欢他的，曾几度想废掉其太子位。幸亏仁宗有贤惠的皇后张氏和儿子朱瞻基，讨好成祖，才得到成祖的喜爱，保住他的太子地位。仁宗幼时就言行有礼，沉静端重，勤学好问，这也是他的长处。立为太子之后，成祖五次领兵北巡，都是仁宗监国，代行皇帝职权，处理一切朝政，一切由太子决断。永乐后期，成祖身患风痹疾病，经常不视朝政，一些重大庆典及接受文武百官司和外国使臣朝贺等，也都由太子代行。仁宗在监国期间，也是历尽艰阻的。

明仁宗由于即位前长期监国，对朝政得失有了深刻的体会，所以即位后推行了较为开明的国策。但身为皇帝也免不了“惬意则喜则喜人。忤忌则怒”的弱点，顺而政绩平平。

洪熙元年五月辛已，上疾大渐，遗诏有曰：“腾临御日浅，恩泽于浃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红。”仁宗病逝，皇太子即皇帝位，营建山陵事，遵训先志，命成山侯王通，工部尚书黄福总其事。因此，献陵在十三陵中，最为简朴。

据《昌平山水记》记载：“陵前有碑亭一座，重檐四出陛，内有碑，龙头龟蚨，无字。有祾恩门，门三道，无角门。有祾恩殿，五间，单檐，柱皆朱漆，直缘，阶三道，石栏一层，东西有级，两庑各五间，殿有后门，为短檐，属之桓，桓有门。垣后有土山，曰“玉案山”，故辟神路于殿西，玉案山右有小桥，前数步又一小桥，跨河水，水自陵东来过桥下，汇于北五孔桥。”献陵实际是两个院，中间加一土山。上述为南院，在土山之南，有祾恩门和祾恩殿，红墙一周围之。现在南院已无，由公路所占，土山南由一片松柏树林所代替。《昌平山水记》又说：“山后，桥三道，皆一空。又过为门三道，门内有白石坊、石供桌、石炉、石烛等，后为宝城，小冢半填，明楼榜曰：献陵。碑曰：大明，仁宗昭皇帝之陵。”此说是土山之北一院，门三道，内有白石坊、石桌、宝城和明楼，红墙一周围之。北院现已完全修复一新。

“玉案山”这里有一段传说：仁宗当太子时，曾误入其姑母居室，二人发生了不清白之事。因而陵前用土山以“遮羞”。实则是为了保持龙脉。皇家墓地最注重风水，陵址选定以后，不能移动一木一石，否则即伤了龙脉，对皇族后代不利。皇太子即位后，看了建陵地址，认为土山在宝城之前，正好成开玉案，因此定为“玉案山”，可是当地群众仍称其为“遮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