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章的独特风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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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从不随意动笔写文章。他写文章,都是为了分析和解答现实重大问题,并且,他的分析和回答,都是胸怀全局,登高望远,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大处落笔。可以说,毛泽东写的文章,是“管大用”的。这一点常常被谈论毛泽东写作风格的人所忽略。

      我们看毛泽东带领红军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四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四篇文章,所回答的,都是重大问题。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纵览当时中国政治全局,对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再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论到湘赣边界的割据,进而谈到湘赣边界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最后论到经济问题和军事根据地等问题。此文从大处着眼,层层分析,步步解答,最终得出了红军能够在中国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逐步分析中阐述了这种革命根据地存在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中,没有任何标语口号式语句,字里行间所体现的,是一种沉着冷静风格,是一种述事析理文风,但它的立意则极高,涉及并加以回答的,是当时中国革命所遇到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立意同样高远,此文从大势和当时需要的具体条件入手,分析中国能够存在独特的革命军队割据政权的原因,又从八月失败在于一部分同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根源处剖析,进入对井冈山割据现势的分析,对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作了分析和解答。这篇文章回答了井冈山红色政权的创造和扩大的必要这个重大问题。《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对于当时存在于红军中的共产党组织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对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解答了红军怎样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这样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立意,无疑重大而又深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针对当时党内和红军中一种悲观情绪而写,但毛泽东没有就事论事地只限于批评,而是从大处落笔,对革命的主观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作了对比分析,论述了革命力量的性质及其发展的必然性,对反革命力量的实质作了分析,对现时的客观情况进行了分析。它回答的是反动势力虽然很强大,但革命力量也必然会发展起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这样重大的问题,立意是高远的。上述毛泽东四篇文章,总起来回答了中国革命可以在农村存在和发展,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赢得胜利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解决了共产党的力量在相对落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管大用”的文章。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了不少文章,立意同样高远,同样是为了解决大问题的。《论持久战》一文,从国际国内形势大处着笔,对中日战争形势进行了透彻分析,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预测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必胜的结局,它正确地回答了关系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这篇立意于解答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重大问题的文章,不仅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统一了对于抗战策略的认识,也不仅受到了国民党及其军队许多高官的赞同,甚至连日本方面的军事家也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此文独具只眼规划宏大,从而惧怕此文中所包含的雄壮力量。从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为延安整风运动撰写了三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他写这三篇文章,目的是为了清算曾经统治共产党并且后来在党内许多同志中一直存在的错误思想及其形成的不良作风,立意同样高远。这些文章不仅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不仅对指导当时的抗日战争和其后的解放战争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有长远的认识论意义。《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同样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了解决重大问题而写。当时党内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思想,也有冒险主义倾向。教条主义者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忽视矛盾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经验主义者片面夸大感性经验的作用,轻视科学理论的一般指导作用。冒险主义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地硬干硬拼。这些错误思想中,以教条主义危害更大。毛泽东就是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而写上述两篇文章的。《实践论》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矛盾论》阐述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对党内错误思想尤其是教条主义思想进行分析批判中,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给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正确的哲学基础,显然也是“管大用”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写的文章同样立意高远。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为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写的,为了回答这样重大的问题,毛泽东没有轻易动笔,写前,他找许多部门的领导干部谈话,进行调查研究,又借鉴苏联经验,进行反复思考,最后才写下这篇文章。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与非党,是与非,中国和外国这七大关系时,都有直接借鉴苏联在这些方面所犯的错误与教训的论述。在这篇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勇气和毛泽东本人所具有的独到见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的多次讲话中都谈到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可见,毛泽东写作《论十大关系》着眼之宏大。而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1957年2月,毛泽东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毛泽东写这篇文章,同样是为了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重大问题,立意是高远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又提出向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在文章中,毛泽东从分析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入手,进而对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和解答,不仅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的典范,也在解决中国当时面临重大问题上“管大用”。

      毛泽东从不写“无病呻吟”的文章,从不写拘泥小事的文章。他写文章,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因此,他的文章才能够立意高远。立意高远,是毛泽东写文章最根本的特点,是他最重要的写作风格。立意高远,不仅使他的文章“管大用”,而且是他的文章恢弘致远、大气磅礴的基础。

      据蒋介石身边人员回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评战犯求和》《别了,司徒雷登》等文章时,虽然没有署名毛泽东,但蒋介石从收音机里一听到这些文章,就断定是毛泽东所写。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炮击金门之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虽然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但蒋介石从收音机里一听到,就知道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写的文章,有自己的文笔特色,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写作文章,在他立意高远这个最重要的写作风格基础上,形成的文笔特色,大体可以概括为:“大气磅礴”、“论理透彻”、“生动活泼”三句话。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会感到一种大气。毛泽东写文章,总是在胸怀大局、眼光高远基础上,形成一种宏大的气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立意在于充分估计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科学分析农民的各个阶层,宣传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反驳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微词。写作这样的“大文章”必然体现出一种“大气”。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开头一段中写有这样的话: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文章中的这些话保持了毛泽东青年时代激越的文字风格,在大气磅礴中显现出他论理的功力。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是从分析中国大局起笔,又是从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论及一国之内在四面白色政权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这种“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文章主题即是如此大气。毛泽东文章中的这种大气,不仅仅限于他确立写作目的和主题方面,也体现在他的文笔中。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处写有这样的话: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些文字中,充满了何等的磅礴大气。毛泽东就此止笔,益发显示出他信念的坚定不移。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有这样的话:

      在站起来的四万万中国人民面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就吓它一大跳,这头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在日寇侵略气焰嚣张之时,毛泽东在文章中写下这样的大气磅礴的话语,怎么不令人鼓舞和振奋?在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世界强国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强大军事力量,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了下面这样的一段话: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面对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毛泽东却轻蔑地称之为“纸老虎”,并且从世界历史角度谈到:美国和它所支持的蒋介石,和历史上许多看似强大最后却被人民所消灭的反动派一样,摆脱不了被消灭的下场。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致词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段话语气之宏大,气势之恢弘,从古至今,能有几人能比?

      1955年,毛泽东在同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教谈话中再次谈到原子弹,但在毛泽东眼里,原子弹是那样的渺小:

      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在这里,毛泽东的眼界覆盖整个地球,直达太阳系,从如此阔大角度看待原子弹,谁能做到?可见毛泽东的大气。

      有人说,毛泽东的文章:“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这个话客观地反映了毛泽东文章的大气磅礴。

      论理透彻,是毛泽东的文章风格之一。他的文章,分析问题总是层层深入,说理明白,引人爱读,让人信服。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等理论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分析清晰,论理透彻。仅从《矛盾论》中即可看到毛泽东论理的透彻,他从两种宇宙观谈起,步步递进,谈到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最后得出结论: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他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闪耀着光辉,首先是其理论的力量,而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力量,就体现在他文章论理透彻之中。理论的力量加上文采的魅力,使毛泽东成为古今中外真正的文章大家。

      生动活泼,是毛泽东又一个重要文笔特色。毛泽东的文章妙语连珠,故事叠现,用典精辟,比喻恰当,讽刺深刻,举例鲜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的话: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

      善于使用讽刺文字是使毛泽东文章增色的重要因素。在《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一文中,毛泽东讽刺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

      毛泽东的这个讽刺,是多么生动,又是多么鞭辟入里。对党内不良倾向毛泽东也在文章中讽刺。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讽刺教条主义者: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毛泽东对于党内不良倾向的讽刺,不同于对敌人的讽刺,他的道理是:“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恰当的比喻,使毛泽东文章十分生动。他曾把长征比喻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豪迈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一直到老年,毛泽东写文章,以及在讲话基础上形成文稿,都保持善于比喻的特点。他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毛泽东这段话,正确地论述了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的对立统一,反映了他对于社会主义变革和稳定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是我们今天准确理解毛泽东关于改革论述的一把钥匙。

      毛泽东的文章所以生动活泼,旁征博引,善于用典是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具有渊博的知识,他在写文章时,善于随时自然地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文章中去说理论事,使他的文章有极大的说服力。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引用了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此典说明: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的故事说明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以此典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1939年7月毛泽东给即将上前线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时引用了《封神演义》中的典故:“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毛泽东用这个典故引出:“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种比兴手法,促使人们牢记三大法宝。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毛泽东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茕茕孑立,形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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